两种货币的故事

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深刻的悖论:一方面央行向市场注入了巨量的货币(M2),另一方面,真正用于交易和投资的货币(M1)却增长乏力。这个日益扩大的“剪刀差”,是理解当前经济困境的核心钥匙。

数据来源:中国人民银行。图表展示了M1与M2同比增长率的走势。

资本的三峡

天量货币并未消失,而是被三座巨大的“堤坝”所拦截,困于低效的循环之中。本节通过一个互动图表,直观地揭示了资金的淤积之处。点击下方每个“水库”,探索资金被困的具体原因和证据。

🌊 货币供应 (M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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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的虹吸管

国企 &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

🏗️

房地产的泥潭

保交楼 & 僵尸项目

🛡️

私营部门大撤退

企业 & 家庭预防性储蓄

国家的虹吸管:低效的资本循环

新增信贷的绝大部分被导向与国家相关的实体,主要用于回报率递减的基建项目和偿还旧债。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本内部循环,挤压了私营部门的融资空间。

政府债券净融资

7.66万亿

2025上半年,同比多增4.32万亿

2025上半年社融增量构成

房地产的泥潭:吞噬资本的黑洞

曾经的增长引擎如今蜕变为一个资本黑洞。大量资金被用于“保交楼”和救助陷入困境的开发商,而非启动有市场前景的新项目。这是一种防御性的资本填充,无法创造新价值。

个人住房贷款

余额下降

市场需求疲软,居民去杠杆

开发商贷款

微弱增长

主要流向“白名单”内的救助项目

私营部门大撤退:一场信心危机

面对政策不确定性、通缩压力和暗淡的未来预期,企业和家庭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“大撤退”。他们拒绝借贷、投资和消费,转而选择偿还债务和囤积现金。

私人投资

-0.4%

2023年增速

消费者信心

88.0

远低于100荣枯线

青年失业率

~17%

持续高位

PPI增速

-3.6%

持续通缩

政策回音壁

面对复杂的经济局面,来自决策层、央行和学界的声音构成了理解当前政策思路和未来走向的关键。本节汇集了近两年的权威表态与核心观点。

“要...防范化解金融风险,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...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。”

—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最高领导人讲话精神 (2023-2025)

解读: “稳定”是压倒一切的政策底线。这意味着任何改革都将是渐进的,避免“休克疗法”。“发展新质生产力”的提出,强化了信贷向国家战略方向倾斜的指令性色彩。

“货币信贷总量...对实体经济支持有力...要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,提高资金使用效率...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依然丰富。”

—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及官方新闻稿 (2024-2025)

解读: 央行一方面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工具的充足性以稳定预期,另一方面,“盘活存量”、“提升效率”等提法也间接承认了资金沉淀和空转问题的存在,并试图将叙事从“总量增长”转向“结构优化”。

“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...应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,特别是中央财政应发行更多国债,以替代地方政府的债务,并直接为提振消费提供资金。”

— 经济学家余永定等 (2023-2025)

解读: 代表了学界对通缩风险的深切忧虑,并主张采取更果断、更直接作用于需求侧的财政扩张政策,以打破当前的困局。

病理诊断:一种混合型危机

中国的困境并非单一因素造成,而是两种严重病症的叠加:需求侧的“资产负债表衰退”与供给侧的“指令性经济硬化症”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资产负债表衰退 (需求侧)

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,私营部门(家庭和企业)的目标从“利润最大化”转为“负债最小化”。即使利率再低,他们也不愿借钱投资或消费,导致货币政策失效。

  • 触发点: 资产价格(房产)暴跌。
  • 行为: 优先还债,而非借贷。
  • 后果: 私人信贷需求崩溃,陷入“流动性陷阱”。

指令性经济硬化症 (供给侧)

国家主导的银行体系,依据政策指令而非市场原则分配信贷,将资金优先输送给低效的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。这扼杀了效率,扭曲了资源配置。

  • 机制: 政策驱动的信贷分配。
  • 行为: 资金流向国企,挤出民企。
  • 后果: 滋生“僵尸企业”,财政刺激效果大打折扣。

涟漪效应

这场经济困境不仅在中国国内造成痛苦,其影响也正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,向全球扩散。

国内影响:停滞的代价

📉

持续的通货紧缩

物价下跌加重债务负担,抑制消费和投资。

🎓

青年失业困扰

人力资本浪费,催生社会不满情绪。

🏦

银行体系承压

坏账攀升,盈利受损,金融风险积聚。

全球溢出效应

🌍

输出通缩

过剩产能以廉价商品形式涌入全球,引发贸易摩擦。

📦

削弱全球需求

大宗商品进口减少,冲击资源出口国经济。

💸

资本外流压力

国内信心危机加剧资本外逃,对人民币汇率构成压力。

走出迷宫的路线图

面对这种混合型危机,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。中国需要一场根本性的战略转向,通过一套大胆的组合拳,同时疏通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结构性堵塞。

1. 治愈私营部门

建立真正稳固的社会安全网(养老、医疗、失业保障),从根本上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,重燃企业家的“动物精神”。

2. 重组国有部门

对地方政府和房企债务进行果断的中央主导重组,设立“坏账银行”剥离有毒资产,净化金融体系,阻止信贷流入“僵尸”实体。

3. 重塑总需求

将财政重心从低效的基建投资转向直接补贴家庭,通过消费券、减税甚至直接发现金,将购买力直接交到消费者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