价格闯关
The Price of Reform
危桥
“价格双轨制”作为连接计划与市场的过渡方案，在初期激活了经济。但其内在的巨大价差，却不可避免地催生了腐败的温床——“官倒”，并严重扭曲了经济秩序。到1988年，这座桥梁已摇摇欲坠。
制度性寻租：双轨制最致命的缺陷是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巨大空间。例如，在“杨立某投机倒把案”中，20吨进口高压聚乙烯的计划调拨价为每吨6722元，而市场价则高达9800元，差价率接近46%。这意味着，仅仅通过一张批文的转手，就能凭空创造出数万元的利润，这在人均收入极低的80年代无疑是一笔巨款。
资源错配与不公：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资源不再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者，而是流向最能获取计划指标的寻租者。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再取决于技术或管理，而是取决于获取平价物资的能力。这不仅扼杀了创新动力，也固化了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。
公共信任的侵蚀：“官倒”现象的普遍化，特别是涉及一些与高层政治人物相关的传闻，使得问题迅速政治化。民众普遍认为一个利用特权的阶层正在形成，这严重损害了改革的声誉和执政党的公信力。这种普遍的被剥夺感和幻灭感，是理解后续恐慌的关键。
双轨之下的套利空间
计划价与市场价的巨大鸿沟，是理解“官倒”现象的关键。正是这种制度性的差异驱动了权力寻租。
豪赌
面对双轨制日益严重的弊病，决策层形成“长痛不如短痛”的共识，决心以一场毕其功于役的改革，一次性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，实现向市场定价体系的“一步到位”。这一决策的背后，是复杂的思想交锋和对改革路径的激烈辩论。
危机时间线
恐慌
改革消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公之于众，瞬间点燃了民众压抑已久的对物资短缺和货币贬值的恐惧。一场史无前例的抢购潮、挤兑潮与恶性通货膨胀席卷全国，正常的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冲击。抢购、挤兑和通胀形成了一个无法自行打破的恶性闭环：对未来通胀的恐惧（心理层面），引发了抢购和挤兑（行动层面），而这些行动又直接导致了现实的、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（经济后果）。
1. 全国性抢购潮
人们的行为逻辑变得异常简单：将迅速贬值的纸币，尽快换成任何被认为能够保值的实物商品。抢购的对象无所不包，从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柴、米、油、盐，到火柴、肥皂、卫生纸，再到当时被视为“三大件”的耐用消费品如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。商店的货架被一扫而空，许多工厂的仓库也被蜂拥而至的人群直接清空。非理性的囤积行为在各地屡见不鲜，例如有人一次性买下200公斤食盐或500盒火柴。
2. 银行挤兑风潮
与抢购潮相伴而生的，是同样猛烈的银行挤兑风潮。人们涌向银行，不计利息损失，疯狂提出现金，再投入到抢购大军中。在1988年8月这一个月内，全国城乡储蓄存款骤然减少了26.1亿元，其中，更能反映储户长期信心的定期存款减少额高达27.8亿元。在一些地方，由于银行无法及时支付巨额的提款需求，甚至发生了愤怒的群众推倒银行柜台的事件。
3. 恶性通货膨胀
抢购潮和银行挤兑，共同将已经存在的通胀压力推向了恶性循环的深渊。1988年初的通胀形势本已严峻，CPI同比涨幅在1月已达9.4%。抢购潮爆发后，巨大的社会需求凭空产生，形成了典型的“需求拉动型”通胀；同时，企业趁机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，又加剧了“成本推动型”通胀。最终，1988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了18.5%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通胀高峰。
失控的通货膨胀
物价指数一路狂飙，民众财富被严重侵蚀。1989年2月，CPI同比涨幅达到28.4%的峰值。
恐慌性消费狂潮
民众将存款换成任何能够保值的商品。1988年8月，洗衣机销量同比激增130%。
遗产
面对严峻挑战，党中央总揽全局、果断决策，及时将工作重点转向“治理经济环境、整顿经济秩序”。这次探索最重要的遗产，是让中国在实践层面彻底拒绝了“休克疗法”，并为未来的改革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启示。
1. 宏观稳定是改革的基石
任何激进的结构性改革，都不能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进行。高通胀、总需求过热的局面，会极大地放大改革的风险和阵痛。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稳定、可控的宏观环境。
2. 渐进主义的胜利
“价格闯关”的失败，标志着中国坚定了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渐进式改革路线，与后来东欧、俄罗斯在“休克疗法”后经历的生产崩溃、社会动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3. 管理心理与管理经济同等重要
公众的信任、预期和心理承受能力，不是可以忽略的“软因素”，而是决定改革成败的“硬约束”。1988年的失败，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公共信任和预期管理的失败。
4. 配套改革的极端重要性
价格改革不能孤军深入。它必须与金融、财政、社保、企业治理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相协调、相配套。单兵突进的价格改革注定会陷入混乱。